随意一瞥,竟然在汉学系的书架上看到一本《李公朴文集》,极旧的书。取到手里,封面是一桢他的标准肖像,版印风格,略有模糊,这幅肖像,我曾看到看了无数次,像上的他,正是中年,三七分发型,留一把胡子,淡淡温和的微笑。
从闻一多的《最后一次的讲演》里,我知道了李先生的名字。这个就因为说了几句“有良心的话”的社会教育家,在44岁那年,被残酷的暗杀在昆明的夏日雨夜。那个夜里,子弹穿过他的腹部,流了吐了一地的血,最后,被送到医院急救,却没撑到天亮,五点之时,弥留之际,说了句“民主……民主……”,抛下妻儿,就此辞世……
我不知道还有几个人有兴趣去关注这个人的生平,但我曾经很感动于他的事迹。在我心里,李先生和闻先生,是同样美好的少年理想。但就为人而言,我甚至更欣赏他的处世态度。
在我看来,假如放到古代,闻一多是一位具有文人意气的书生的话,那李公朴就是一位颇有豪情的侠士。前者内敛,后者放达。
我曾认真地读过《七君子传》,《李公朴传》,《李公朴纪念文集》,他人生最后一年的日记(直到他被暗杀的前三天),还有一些零散的,关于民国旧事的书籍。我也曾努力的,在他所结交的同时代人的纪录中,试图寻找出他真实的样子。当年,我甚至很希望在自己“长大”以后,可以写一本真正意义上的他的传记。不被狭隘的政治观点所辖,而要体现出他为人的可爱真诚之处。但是,可惜,我不知道自己有生之年,是否还能完成这件事。也许当我主观上偏爱以后,客观上就失去了评判的条件。—— 这个问题也经常地出现在我对其他一些自己或“痴迷”或“偏爱”的历史人物身上。当然, 也许文科研究上永远不会有真正中正的观点。但好的学者,起码应该要努力的接近客观事实。人不可能是完美的,但人假如是真性真情,观之可爱的话,我觉得比所谓的完美要让我向往的多。
我并无意于对他人生有什么学术性的研究。但,我还是想,在他诞辰日即将来临之际,如此写一篇文,纪念一下这位可敬的社会教育家。同时也算是对自己这十一年来,对他所知的总结。
在他一生中,有几个方面,我欲综述一下。
一.关于性情
他出身贫苦。借用一句“奋起寂寞荒凉之乡”。这个来自江苏常州武进县乡下的孩子,纵观一生,可说是人生之路十分不易的。我无法想像一个才读了三年私塾,其间做学徒工六年,接着再开始读书,又几次因为学潮激进而被开除,零零落落学下去的人,最后,在沪江中学毕业(校址在今日上海北郊中学)升入沪江大学后,考到了基督教会的奖学金,并且在美国拿到了College 文凭 。…… 以他的基础而言,已经相当不易。由此,我一直认为,他非但当然智商不低,性格上的坚强无畏不说,实在亦需要有种天生的乐天放达,以苦为乐的品质。
于是有一个片断就是在1930年的夏天,毕业后,他因为回国旅费不足,在船上作工。在他的通讯录里,十分开心的向邹韬奋(时任《生活》主编,长李数岁)报道,自己如何向船长求了十几次,才得到这份工,并且,自己很有幸的被分到一间病人的舱房,透风好云云…… 真是“开心”的感觉。其实只是一份苦工而已,可他以此开始,一路上辛勤考察起来。一路回程,他兴趣倒十分广泛,写了许多通讯见闻。我可不知道,假如我一天要工作12个小时,是否还有兴趣去考察每处大学学制的不同,选举制度等等。但,他是如此做了。
可见,他的所学所知,都是如此锱铢积累而成。靠的不是天才的机敏,而是,坚定的信念,沉着的毅力和达观的胸怀。—— 缺一不可,尤其最后一点。人穷若志不短,则可谓难得,我以为。
这样苦学成才的例子,总是令人更有一份动容之情。我路过常州许多次,每次都想去看看他的故居,不过那几间平房,又能代表些什么呢?所谓的爱“国”主义教育,都不如好好的真切回顾一个人一生来得有意义。
二.关于事业
李公朴是社会教育者,出版家。从一开始协助史量才创办《申报》流动图书馆,创办读书出版社(上海三联,其实就是读书,生活,新知三家出版社合并的),和黄炎培一起办了中华职业学校,到后来在昆明创办北门出版社,再到重庆办社会大学。他面对的教育对象,基本是“社会青年”。
这当然和他自己的出身有关——深知对出身不好的年轻人来说求学不易。他是一位关心平民青年疾苦的实干者。从邹韬奋一则记载里可以看到,他工作能力是非常之高的。一个例子是中华职业学校,从开始的几百人,到他接手后一年,就有了两万学员。从实干这个角度上,我觉得他比整天埋头写书的学究们有生趣的多。而能有此作为,显然和他理想热情分不开来。
除了教育,当然也是个“社会活动家”。他的文章,政治性明显,文笔不见特佳,思想也不够深刻。说实话, 我是读之无味。但可见其对敌占区教育事业的关切之心,或者说,也是拳拳爱国之心可见。从政治观点上说,我认为他是遵循三民主义的。
综其一生,他的理想,是在民主制度下创立完善的职业教育体制。但显然,这个宏伟目标至今还有漫长的道路可走。但令我欣赏的一点是,虽则理想渺茫,但他懂得从零开始,并且矢志不渝。这比太多说空话的人,令人亲近可佩得多。
三. 关于为人
其实,要不是李公朴如此“壮烈一死”,还不知道官史会给他一个什么评价。—— 这是从他死后,周恩来与某人对话时说的一句话上得出的结论。
李闻惨案后,周当时在上海,听闻此消息,当即洒泪。如今上海周公馆里,还有他写的挽联一副,说实话,对闻一多,不过是顺便同情而已,但李公朴在重庆时,和周恩来确有交情可言,在他日记里也可寻。要知道,当时那个政治协商会结束后,共产党的形势十分不利,要不是民主党派因为算作士人阶级的撑腰,周的日子还不知道怎么过好。总之,噩耗传来,周当时对某个人(是谁我们不得而知)说,大意是,你不是一直对他有意见么?可他现在是为什么死了?
其实“意见”不难理解,因为李公朴的社会关系比较复杂。毕竟从事的工作,要和社会上各个阶层打交道。用通俗的话来说,黑白道都要能吃开。结交的人里,恐怕不乏别派人士。按照他的直爽的脾气,更不用说,想必能投许多“江湖”人士口味也在情理之中,但,如所说,他大节是分明在胸中的。—— 至于那些不满怀疑显然只是那些酸腐文人怀的小人之心而已。
其实,从为人上,我真觉他的直率,可爱,挚诚。
郭沫若的一则回忆里,是说到,寓居重庆时,每次李来看他,郭的两个孩子听到声音就奔出去,等他出来一看,李伯伯就一手抱一个孩子,笑呵呵的走过来。
当然爱人之心,不单是对小孩子,生物学家高士其。总之我小时候是听说过的。高士其残疾不能自理,都是李无偿的承担他的生活费,让他能够安心的写书。不用多说了。我想朋友做到这个程度。不说伟大的友谊,起码也可使人敬重了。
还有太多的轶事了。譬如他收养那个小老乡,后来这个姓范的少年,长大后成了一代报人。有他帮助过的周巍峙先生,还有太多读不起书的年轻人,有追随他走过太行山的许多学生…… 受过他帮助的,鼓励的人,要真数起来,恐怕真是数不过来的。远比在内山书店要了一块钱的鲁迅多得多。(当然鲁迅也是一位可爱人物)说到鲁迅,我又想起一则故事,是当年方志敏写下了《可爱的中国》后,写了四封信,其中有封是给李公朴的。又从一个侧面反映了,当时作为同情共产党的社教者,李公朴的社会知名度可远比我如今能估量的高得多。当然,鲁迅逝世后,抬棺的一人,也是他。这个交情问题,2本传记都无说,我感到十分莫名。其实不难理解,就是李公朴作《申报》编辑时,鲁迅不正是活跃的撰稿人么?虽未必要经常谋面,但文字上,想必早已神交多时了。更不用说二人和宋庆龄都有交情。
四. 关于爱情
最后,谈谈关于他的感情。文字记录很少。他的夫人张曼筠女士,小他两岁,是丹青好手。张曼筠的父亲张小楼,亦是扬州老名士,书画俱佳,和李叔同等四人,当年曾结为“天涯五友”。
从相片上看,张曼筠虽非容貌动人,但自有种出身书香门第女子的婉约文静气质。从有限的资料中,只能知道,二人相识相恋于北伐之中。我不知道,张女士当年是如何看中这个出身贫寒的来自乡下的年轻人的。也许正是因为战争的艰苦,加之共同的理想所驱,让两个出身背景大相迥异的人走在一起了。
虽则具体无考,但有些事可以看出两人的感情。
一则,是他开始练书法。没有经过正规的私塾,自然字不会写的太好,但后来,他终其一生,没有停过练字。要不是为了符合家庭氛围,我想不出什么具体的理由来这么做。女为悦己者容,是否男为所爱者才呢?不知。但可想见。在张曼筠的一幅画上,李有题句是“旷朗不容尘隔物,一痕山影淡如无”,文笔虽浅,立意颇佳,可算夫妻佳话一则。
二则,是患难与共的真实。七君子事件如今看来,似乎一切云淡风轻。但作为当时的政治要犯,其实生死难测。而显然,张女士是坚定的支持其事业的。自抗战起后,李公朴就几乎马不停蹄在四处兴办抗战教育。一路从上海到重庆,辗转山西,陕西延安,最后到昆明落脚……不消说,是一路艰辛的,但张曼筠不离不弃。如此只能以患难与共,可以形容。……
李公朴被害之时,二人正从南屏戏院看完电影回来,走到学院坡时,有人开枪,丈夫就在自己身后倒地不起,怅想这个历史片断,我不知道当时张曼筠的悲哀痛苦如何,而事后,亦只能从闻一多的反应来解释了。事实上,当时追悼大会上,正是因为张曼筠哭得说不下去了,而“特务”还在嬉闹,因此,闻一多才怒不可遏的上去讲演了。
李公朴死后,于张曼筠而言,是独自拉扯一子一女的艰辛,是近三十年守寡独居寂寞岁月,其间经历了多少人事变迁,建国后各类运动频繁折磨,还远胜内战期间。张女士于1975年心脏病发过世,不曾熬到文革结束……回首一生,对她而言,嫁给他,到底是幸还是不幸呢?但比起闻一多的妻子,我想从爱的角度来说,她嫁了个爱的人,即便到最后只有了回忆,虽则悲痛难释,却能无悔了。
而他临死前对她说的那句说了未完的“民主……”,又表达了什么?事隔多年以后,我想最能解释得通的,就是死在理想之下,是平生的志愿,死而无悔,只能……请你明白,原谅。
—— 唉,为什么那个时代的爱情,经常让我感觉莫名沉重?而沉重之中,我看到的是风雨流年里,两人彼此的懂得。
结语
关于李闻惨案背后的原因,当然不是我们教科书上那句“被国民党特务”杀害如此简单。其中牵涉到的政治背景十分复杂。简单的说,二人是在当时青年民运中被当作导师看待的,具有一定的威信和社会影响力。而另一方面,内战结束后,新老政权交替,其中也夹杂着政见不同而产生的私怨,而说到底,蒋介石并不会愚蠢到要靠杀人来堵嘴。(要知道李的官方政治背景还是国民党)但他手下的霍揆彰,却出身草莽,不懂治文人来硬的只会适得其反。结果……闻一多死时更加惨烈,被机关枪扫射了十几弹。当场毙命。每每读到这血腥的一页历史,都使我感到心有余悲。错在谁那里?说到底,正是因为当时的政府,亦没有有效的法制监督,因此竟能如此明目张胆的杀害良民。李闻一死,国民党说实话,就基本失去了“进步”知识分子阶级的支持了。我想老蒋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,肯定也是气得吹胡子瞪眼的。霍揆彰当然 马上就丢了乌纱,但两个生命,却永远不会再回来……
李公朴葬于上海龙华烈士陵园。但我一直觉得不妥。感觉应该让夫妻合葬的。但那陵园里的烈士们都形单影只。现在纪念馆里,有其留存的一篇墨迹上是,仁者不忧,智者不惑,勇者不惧。
不忧,不惑,不惧,倒正好也能涵盖他一生的品性。在中国现代史里,他不是什么举足轻重的人物,但他对原则的坚守,对理想的执着,对死亡的无畏,在我看来,都是美好的品质,是的,他比太多惺惺作态的所谓的伟人可爱的多,高尚的多。
我时常如此翻过书页,翻过一个个单调的生卒年,又有多少次停下来,再细细看看一个人的一生,究竟走过了怎样的路?而其实,每个人都曾真实的,鲜活的在历史上留下过足迹……历史浩瀚,生命短暂,我永远窥透不到多余的真实,但偶尔的所得,却也足够铭记一生。
最后,让我摘录一段杭约翰的悼诗,还记得我在许多年前,在《九叶集》里读到的时候,很好的一首诗——《跨出门去的》。写于他遇难后两年。
有时星球要陨灭,
未成熟的
果实会跌落,
多少不测的
灾害
在我们每一秒里
我们每一寸空间里埋伏。
有人想回避它
失足堕入
死亡的泥坑,
有人勇敢的踏过
完成人的荣耀和
历史的庄严。
人间与冥世
仿佛相通,
许多熟唸的
朋友,跨出门去便没有
回来。你,来不及用语言
告别,我们竟要把 相逢
拟定在世界的外边,让
悲悼化作催生的春风。
—— 谨以此文,纪念李公朴先生诞辰107年。
(如需评论,亦请真诚待之。我之所敬,不求共鸣,但望尊重。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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